上海，我国最大的经济都市，遍地是商机，工作岗位无限，于是300多万的流动人口加入到了这座城市1300多万固定居民的人群中，谋求职位。找工作几乎成了上海各种人群共有的话题。每天在城乡各种就业服务机构和网络上发布的成千上万条招聘求职信息，已经意味着，不管对大学毕业生、公司“白领”，还是对国有企业工人、甚至农村离土的农民，随时准备找工作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处境和常态。只是对不同的人来说，找工作有的意味着根本的生计，而有的则意味着个人价值的再实现的寻梦。  

    记者们最近分头出击，追踪各样人群在上海求职的种种经历，体验他们在上海找工作的实况。 

    “回国以后，我闲了半年” 

    记者季明报道：“从去年年底回国到今年７月１日正式上班，我等了整整半年的时间。”２７岁的韩欣目前任教于上海一家外语培训中心，教授学生“雅思”考试的阅读和写作部分。 

    去年１２月，韩欣刚从瑞典隆德大学硕士毕业，毕业论文被一贯挑剔的瑞典老师评为“优”等。他语言天赋极佳，除了英语，基本的日语和蒙古语会话也不在话下。在一般人眼中，这样的留学生在上海找一份舒心的工作简直是轻而易举。 

    刚回国的两三个月里，韩欣通过报纸和互联网了解招聘信息，然后寄出自己的简历和求职信，“有时候坐在电脑前一个下午，就可以发送２０多份求职电子邮件”。但一封封求职信和电子邮件都石沉大海。 

    韩欣改变策略，参加了一次招聘会，却只呆了半个小时。“场面实在太混乱了”。一些小公司的代表显得态度诚恳，但韩欣说什么也不肯“屈就”；知名公司展台前自然是人头攒动，招聘人员却只是冷冷地推过一张个人资料表，要求他填写好了以后回家等消息。 

   “其实留学生高求职要求使得他们的求职路变得很艰难。因为他们担心找不到那些收入高又体面的工作，别人就会在背后说你白留学了。他们的心理负担更重。留学生还有一个突出的难处，就是信息不畅。”韩欣有一个留学英国的同学，回国以后仍然要到母校毕业分配办公室的公告栏中查看就业信息。 

    韩欣的第一次求职面试闹了笑话。今年６月里最热的一天，一身笔挺的韩欣准时出现在面试单位的门前，但他发现门口悬挂的竟然是一个幼儿园的牌子。幼儿园领导连声对韩欣说抱歉，表示像韩欣这样的人幼儿园用不起。 

    ６月下旬的一天，韩欣家的电话响起，这次是上海一家外语培训中心打来的。韩欣在电话里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一下，对方马上表示希望韩欣能尽快去进行面试。挂断电话以后，素来沉稳的韩欣居然有了激动的情绪。面试那天，韩欣在１５分钟内“征服”了主考官。 

    半年等待，一次招聘会、两回面试、几个朋友指点、数十封求职信、近百件电子邮件，“海归” 韩欣终于在上海找到他生平第一份固定工作。 

    外省求职者：“总有一扇门为你敞开” 

    记者罗新宇报道：到上海之前，李东是浙江一家报纸的记者，半年之前刚刚提了记者部主任助理。但因为女友来了上海，李东开始了在上海的求职征途。 

    初到上海，李东的心气和黄浦江边的东方明珠一样，高得要命。“当时觉得，上海的机会这么多，肯定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但第一次求职就给他上了一课。他应聘的是一家杂志社的中层岗位。经过一次面试、一次笔试，就再没有消息了。他说，“那次海阔天空大谈一气，其实是匆忙上阵，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简历也做得特别粗。” 

    有一段时间，他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一家理财杂志招聘工作人员。进去一看，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家杂志社把一些版面承包给了一家广告公司，而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出去拉广告。“熬了一个月，没一天痛快日子”。手里捏着用劳动部门相关条款争取来的一个月工资１３００元钱，王东的眼泪硬是憋在了心里。 

    长达３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就呆在家里，干三件事：买《前程周刊》，找招聘信息；做饭，等女友下班回来一块吃饭。余下的时间就是跑到小区篮球场打球，拼命发泄自己。 

    去年１２月，上海新闻系统召开大型人才招聘会。这一次，上海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两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上海一家媒体的录用通知书。正式上班之后，就赶上春运报道。他一头扎进春运市场，一搞就是４０多天。由于成绩突出，被评为上海市春运工作报道先进个人。前不久，李东和女友还在近郊买了一套房。 

    李东对上海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座城市确实有数不清的机会。也许有的门关闭了，但总有一扇门是为你敞开的。” 

    “４０５０”人员的面包房 

    记者杨金志报道：每天早晨８点，上海浦东大道巨野路口的“麦香西饼屋”总会准时开门。４６岁的店主沈柏根手下的店员，就是她的妻子、女儿，现在又多了两名雇工。 

    沈柏根和妻子都曾经是“４０５０”的下岗人员，很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在上海，使４０岁以上的女性和５０岁以上的男性再就业被叫做“４０５０工程”，他们人数最多，找工作也最难。 

    沈柏根能够把麦香西饼屋开起来，也得益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４０５０”人员举办的再就业培训。８年前，沈柏根曾经盲目开过一家五金机电经营部，两年后血本无归。１９９９年５月，街道创业社的同志劝他参加就业培训班。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报名参加了上海就业指导中心第三期创业班。在那里他学的是经营管理。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贸易学校报名参加西点培训班。 

    边读书边酝酿开业。半年里沈柏根走出课堂就蹬着自行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了１００多家门面房，直到最后把店址定在浦东大道上。创业培训班的老师为他做了贷款担保。 

    麦香西饼店早上开门一个小时内客人最多，上班族们经过这里常常有人要订蛋糕，下班时顺路带回家。“一般每天都有五、六个订单。”订户不光是小区居民，还有附近的医院、学校和一些企业，附近一家幼儿园的点心都是麦香店提供的。 

    每天晚上１０：３０面包房打烊以后，沈柏根还要研读专业技术书籍。沈柏根父女都是中级西点师，现在一起在读高级西点师培训班。“我们打算明年考出技师执照，这相当于西点行业的工程师。” 

    乡镇“职业介绍所” 

    记者李荣报道：近日，记者赶到青浦区练塘镇农民就业及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已近中午时分。但底楼的大厅里依然有五六十个当地的女青年排队等候着求职面试。中心主任说，上午最多时有２００多人排队，长队甚至排出了中心的门外。那一天是青浦区最大的日资企业美蓓亚在练塘招人，消息一传开，凡多少符合一点条件的都来了。 

    应聘者依着次序进入那间面试的小间。一名女青年递上了高中毕业证书。美蓓亚的招聘人员前后翻了翻，在纸上写了几个英文词：“ＳＴＡＲＴＡＮＤＳＴＯＰ”，问那女青年识不识。那女青年看了半天没吱声。“高中毕业，应该认识这几个字。”“可能时间长了，已经忘了。”“结婚了吗？”“还没有。”“有朋友吗？”“有。”“登记表上你填的月收入要求是１０００元以上，但这次招聘的工种一时还达不到。”“无所谓。”“三班制没问题吧？”“没问题。”“登记表上你填着以前在一家注塑厂做工，为什么不做了？”“因为老板老是加班，又不加工资，厂离家又远。” 

    求职者一个个都带着希望离开了。一个月之后才能等到是否被录取的消息。中心主任说，练塘现在有５０００多农民需要在农田之外找工作。 

    青浦已在所有乡镇建起了农民就业保障服务中心。农民可在那里登记求职，接受培训，得到推荐，参加用工企业的招聘。４０岁的戚引新已在练塘工业区内一家外资沙发厂内找到一个固定的缝纫工的岗位，每月有１０００多元钱。这之前，她已经应聘了１０多家企业，都因为她年龄偏大没有被录龋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她以前曾在村里皮包厂做工的经历帮了大忙。

    从记者发回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上海就业市场机会不少，门槛也不低。在供与求的磨合中，“毕业分配”、“从一而终的单位人”、“农民是天然就业者”等等观念都在快速转型，种种利益结构都在调整之中。不管每个人的承受力如何，他们都得直面随时准备进入市场找工作这样一个现实。但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一个愿望，希望这个市场更公平，每个人的社会保障更坚实。